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：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消失，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。

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如下四个特点：第一，是自我人格消失；第二，是无意识人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；第三，是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转向一个方向；第四，是暗示的观念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。

为了提高杀人效率，他们甚至将炮口降低，对准对面的老人和小孩，一次性地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碎为齑粉，让之尸骨无存。

在群体之中，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。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，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，独立的思考能力。事实上，早在他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，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所同化。

第一，在智力上，群体的表现远不如构成这一群体之中的个人，所以在涉及智慧这方面，我们是绝不能依赖群体的。

第二，群体比个人更有力量，但是群体的表现是极不稳定的；而个人无论是智力还是能力方面，总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。

第三，群体的行动是受感情激起并主导的，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，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。

第四，群体的表现有可能比个体更好，或者更差。究竟群体会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，这完全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如何。

第五，群体能够干出什么来，取决于影响群体的暗示是何种性质。如果这种性质是积极的、进步的、有意义的，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且有益。反之，如果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心理能量，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非常可怕——如果把群体比作是一个人，那么这种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就好比人的思想，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是善良的，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善良的，反之亦然。

第六，群体往往会构成骚乱的因由，但群体却更多的表现为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。

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，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。

群体不仅在好恶情绪之间莫衷一是，它甚至可以眨眼之间就从最野蛮、最血腥的狂热过渡到最为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。

群体没有负罪意识，群体天然合理，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正义的，他们的数量决定了这一点。

群体期待暗示，是因为他们需要暗示。

群体中个人智力泯灭存在着以下四个阶段：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意识模糊； 第二个阶段是独立思考能力下降； 第三个阶段是判断力与逻辑在暗示与传染的作用下趋同一致； 第四个阶段是残存的智力品质被彻底吞噬。

一个富于理性的民族，往往能够保持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。

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艺术与文学的发展。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，否则一切善恶标准、是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。 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，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；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令来行事，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。

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，为这样的变革，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，然而革命并非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，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。

当群体以名誉、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，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，甚至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。

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，无一不擅长激发群体，在它们中间创造一个有诱惑力的形象。

群体没有理性的思维过程，虚构的因素对它们的影响，几乎比现实因素的影响还要大，他们对于这两者，有着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。

从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中我们可以发现，建立一套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机制，需要这样几个步骤。 第一，要对群体的想象力善加利用，为群体提供一个鲜明的形象，使之产生幻想。 第二，当群体开始沉湎于妄想中时，要果断而大胆地对其进行洗脑，以夸大其词、言之凿凿、不断重复的方式来煽动群众的情绪。 第三，当群众开始陷入狂热之后，则要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，为他们指出方向，用信念来激励他们，使得他们重新开始想入非非，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无论是政治还是神学，或者是社会信条，如果想在群众中扎根，就必须要采用宗教的形式。

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是永远存在，有的只是永恒的群体宣泄。

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，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，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，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，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的能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。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，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，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，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，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。

英国，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，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。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，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。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，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，可决定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，而不是它们的政府。

这样看来，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，就像小孩子的把戏，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。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，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，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： 一、以实用为制定依据，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，更不是机械地照搬。 二、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，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、方便实用。 三、除非感到有所不满，绝对不加以变革。 四、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，绝对不进行革新。 五、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外，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。

应试教育的结果是：工人不想再做工人，农民不想再当农民，而大多数中产阶级，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外，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。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，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职业，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，根本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，或表现出哪怕一丁点个人的主动性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，是经验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！而这些优良品质，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。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，但长久地把它们放在脑子里没有任何用处。

比如说，民主、社会主义、平等、自由等等，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，即使一大堆专著在手也搞不清它们究竟在说什么。然而，正是这区区几个词语，却蕴含着神奇的威力，它们被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。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，它们全部集于一身。

可见，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，就是对流行用语，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、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。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，如果选择得当，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，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。

而在盎格鲁·撒克逊民族，尤其在美国人看来，民主说的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。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，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，除了政策、军队和外交关系外，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，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。

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，否则就无法活下去。而这就是诸神、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。在五十年前，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，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，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，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。

可以这样说，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，永远不是真理，而是谬误。

今天，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，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。

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，就能够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；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，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。

再比如，想让人认识到，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，就至少需要 20 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。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，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。

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，而不是自己的思路，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。

毫无疑问，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，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。在这方面，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，它既不能带来音乐，也不能带来美术。这样看来，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，幻觉无疑是必要的。

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，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。

在这里，我们所说的领袖，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。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、深谋远虑的天赋，他们也不可能如此，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。

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，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，而是当奴才的欲望！

强大而持久的意志究竟能成就什么，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，然而，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，无论自然、上帝还是人，都无法阻挡他们的步伐。

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，只靠信仰与技巧是不够的，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野心家与宗教狂居多，伟大的领袖却寥寥无几的原因。

把这些现实联系在一起，可以看出名望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阻止人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，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。某个人或某件事是对是错无所谓，人们只认名望，也只屈服于名望。

要意识到自己的名望，并懂得以命令的方式将它运用起来。

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，而成功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。

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，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，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，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。

我们可以利用政变来推翻一个暴君，也可以利用战争来打倒一个独裁者，但是对待那些坚定的信仰，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，我们却没什么手段可供利用。

抓住群众的关键，就是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

就今天来看，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，但也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。因为它成功地抓住了群众，让它们开始信仰社会主义。 然而，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，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。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，因此人们无法反驳它，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，只要有人努力想实现这种理想，它的许诺的空洞就会立刻暴露无遗，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。

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，还是其骗人的用法，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。

无论到什么时候，那些伟大的人，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使徒和民众领袖，所有的真诚而又有强烈信念的人，总是要比那些只会否定、批判或麻木不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，同时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。

第一类群体被称为异质性群体，它们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性质。

第二类群体被称为同质性群体，它们的成员都有着一样的性质。

一个阶级能够出现，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有着某种相同的利益、相同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几乎同等水平的教育程度。这方面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。